历史沿革

唐尧禅位

尧执政初期，还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只是部落联合体，非常松散，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所以在尧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后，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史称陶唐王朝。

《论语·泰伯》：“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史记·汲郑列传》：“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太史公自序》：“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宋刘过《沁园春·寿》词：“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郭沫若《星空·孤竹君之二子》诗：“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

在诸子书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和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吕氏春秋·召类篇》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曾讨伐过南方的邦族，并亲自出征作战。《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派大羿将那些野兽杀死，并射落九日。据说人们对尧为民除害的举措十分感激，所以拥戴他为天子。羿射九日已是神话，不过其中称颂尧“兴利除害，伐乱禁暴”的意思，确实是推崇帝尧安邦治国有道，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赫奕。

尧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尧在位70年，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他早就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凶顽不可用，因此与四岳商议，请他们推荐人选。四岳推荐了舜，说这个人很有孝行，家庭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决定先考察一番，然后再行决定。

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他的德行，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舜和娥皇、女英住在妫水河边，依礼而行事，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恪守妇道。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他于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庙举行禅位典礼，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尧退居避位，二十八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其为深挚。

唐尧去世后，陶唐王朝宣布告终，虞舜正式建立虞朝，史书把唐尧禅位后的二十八年称为“唐虞之际”。

建立虞朝

虞朝，是唐尧死后建立的王朝，他继承了唐尧时期的一切政治遗产，包括人才的任用和国家的体制，都是延续着唐尧时期的制度。

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益、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大禹之功”，“天下明德皆自大禹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设想，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被捕，舜虽不会利用权力破坏刑律而将其赦免，但一定到监狱里偷偷地把父亲背出来，一起逃到海滨，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共享天伦之乐而忘掉天子的地位。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

据说舜在尧死之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

灭亡

据《帝王世纪》《索隐》记载，虞舜曾在今山西平陆一带建立有虞国并设立统治机构。大禹继位后，舜所属的有虞氏部落遭遇重大动荡与迁徙，大禹将舜之子商均及其族人迁往今商丘孟诸泽一带，重新建立有虞国。关于此次迁徙与权力交接的过程，即大禹即位的具体情形，传世史料中存在不同记载与说法。

篡夺说

《韩非子·说疑》直言“舜逼尧，禹逼舜”，可见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并非单纯禅让，实则是有虞氏、有夏氏两大部族争夺部落联盟最高统治权的政治角逐。随着有虞氏势力日渐衰微、有夏氏逐步崛起壮大，最终有夏氏在部族权力博弈中占据上风。学者马平安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中进一步指出，大禹将商均迁徙至东部地区，实则是刻意分化、削弱有虞氏族群势力的重要举措。

禅让说

《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舜帝晚年秉持《唐虞之道》所言“禅而不传”的理念，未将帝位传于其子商均，而是把政权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舜帝南巡至终，止步于永州九嶷山，最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即今湖南永州一带。舜帝因认为儿子商均德行不足以继位，便选定德望崇高的大禹为继任之人，命其代理朝政。待到大禹正式即位后，仍以国宾之礼礼遇商均，赐予其封地，使其世代承续虞舜先祖祭祀。

舜裔迁徙

舜帝去世后，舜帝后裔即开始迁徙历程，步由鲁西、晋南、豫南一带向各地迁徙繁衍，有的南迁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乃至东南亚等地，有的西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乃至中亚等地，有的则北迁辽宁、吉林、黑龙江乃至朝鲜、日本等地，经过四千多年迁徙，舜裔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并演变成二百多个姓氏，总人口超过2亿。先秦是舜裔迁徙的重要奠基阶段，舜帝去世后，其部族主要活动于豫南、晋南、商洛、湘南一带，《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舜帝嫡子叔均封于虞（今河南虞城），其后徙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后人称商均），部分部族留居虞地，另一部分留居舜都蒲坂及其附近，还有一支随舜帝南巡，舜帝崩葬苍梧九嶷后，留在今湘南、桂北和粤北一带；夏代，有虞氏封国或失或存，《路史》载舜帝后裔在“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戏，中衰”，留居虞地的舜裔势力仍强，《左传》载有虞氏首领虞思收留并帮助少康，使其恢复夏王朝（史称“少康复国”），居于蒲坂的舜裔则陆续向山西南部的平陆、垣曲、洪洞等地迁徙；商代，成汤封舜帝后裔于遂，夏时所封的部分舜裔方国（如圭、卫、蒲、传）为商所灭，胡、潘等国为周所灭，息、负、庐、邹等国春秋时被强国兼并，商代山西南部的虞、芮两国仍存，“虞芮观周”的故事即发生于此时期；西周至春秋战国，虞思后裔遏父（阏父）投靠周文王，其子妫满被封于陈（即胡公满），以奉帝舜之祀，陈国历经23个国君，存续近600年，衍生出陈、胡、袁、田等多个姓氏，陈国内乱时，陈厉公之子陈完（妫完）奔齐，任齐国工正，其后代以陈、田为氏，是后世陈姓、田姓的重要源头，田氏在齐国逐渐壮大，最终“田氏代齐”，公元前479年，楚惠王灭陈，陈地并入楚国版图，陈国公族后裔避居他乡，进一步推动了舜裔的迁徙扩散。

国号

《说文解字》认为“虞”字是由“吴”字所衍生。“虞”与“吴”通，古音同在鱼部，同声相假。“虞”为有虞氏的部族族称，也是虞朝的徽记。《礼记·王制》中有这样的记载：“有虞氏皇而祭。”“皇，冕属也。画羽饰焉。”这里的“皇”是指羽冠，“有虞氏皇而祭”是说有虞氏的先民头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郭沫若认为，金文、甲骨文中“皇”字本义为“插有五彩羽的王冠”。而“皇”字又可以在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画符号上找到参照。表明有虞氏来自于古吴地。王钧林在《舜与虞朝的建立》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学者在梳理上古历史脉络时，衍生出唐虞、虞夏、虞夏商、夏商周、虞夏商周等多种历史断代说法，其中虞指的是具备大一统格局的虞王朝。虞朝由有虞氏部族所建，后世习惯以“虞”作为王朝国号，以“有虞氏”指代其部族；因舜为虞朝开国君主，故后世尊称其为虞舜。

疆域

《尚书》《禹贡》《帝王世纪》《博物志》等典籍记载：虞朝尧舜时期，先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舜摄行王政后，重新区划疆域，从冀州分出并州、幽州，从青州分出营州，合原有九州共十二州，并于十二州各设置州牧进行管理。

政治

都城

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一带）是虞舜早期作为有虞氏部落首领的王都。此地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既有铜、盐等资源支撑手工业与民生，又地处“黄河北来，太华南倚”的水陆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舜以此为基地经营，短期内便将蒲坂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城邑，为后续势力扩张奠定基础。文献中留存了大量蒲坂与舜相关的遗迹记载，如舜庙、舜井、陶城、妫汭水等，印证了这里作为有虞氏早期政治中心的地位。

舜成为华夏联盟共主后，将都城迁至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附近，对应陶寺古城遗址），这里也成为虞舜的“帝都”。平阳原为尧的都城，地处临汾盆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北方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具备建都立国的优越条件。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距今约公元前2300年—前2150年），规模宏大、布局规整，不仅有宫殿区、祭祀区，还出土了礼乐器、彩绘陶器等，与文献中“尧都平阳，舜继之”的记载高度吻合，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尧、舜时期华夏联盟的政治中心。

官制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在摄政及即位后，明确设置九种核心官职以分理天下政务，分别为：任命禹为司空，掌管平治水土、治理山川河道；任命弃为后稷，掌管农业、教民播种百谷；任命契为司徒，掌管教化、推行五常之教；任命皋陶为士，掌管刑狱司法、明正五刑；任命垂为共工，掌管百工技艺、督造各类器物；任命益为虞，掌管山泽草木鸟兽、开发山林川泽；任命伯夷为秩宗，掌管三礼祭祀、主持礼仪典制；任命夔为典乐，掌管乐教、调和音律以教化胄子；任命龙为纳言，掌管传达帝命、接纳建言、通达上下言辞。

祭祀制度

舜时的祭祀制度，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祖祭(主尧之祭祀)、上帝之祭、四时之祭(六宗)、山川之祭，以及其他群神之祭。《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舜完善和健全了祭祀制度，是其社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刑法制度

舜所设的士，相当于后世所谓的“士师”，专掌禁令、狱讼、刑罚事宜。担任这一职务的皋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史记·五帝本纪》载“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舜时已有各种各样的“典刑”，如“五刑”、“官刑”、“教刑”、“赎刑”，等等，刑法制度比较健全。

文化

礼制

礼制的形成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高级阶段，如《左传》中所言，礼制有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作用。据文献记载，舜上台后，在发展文化艺术、改革刑法的同时，也对各种礼制进行了统一和规范。

如《尚书・舜典》称“舜修五礼”，意思是舜对“五礼”进行了统一，即统一了四时的节气，统一了大小月和闰年时间，统一了一日中的十二时，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吉、凶、宾、军、嘉等五种礼仪制度。

音乐

虞舜时代，音乐文化迎来了重要发展，其成就与影响深刻推动了早期文明的进步。

舜自身具备深厚的音乐造诣，其父瞽叟作为十五弦瑟的发明者，为他提供了音乐启蒙。舜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多种器乐，曾制作五弦琴与形似凤尾的箫，还将父亲创制的十五弦瑟改进为二十三弦瑟；他依据季节变化修正六律，确立宫、商、角、徵、羽五声，并规范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声，奠定了早期音乐体系的基础。

在官方乐教与创作层面，公元前2251年，虞舜在高阳创制闻名天下的《九韶》乐，并任命夔主持乐律，教导青年以诗乐涵养品格，追求“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修养境界，强调通过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实现八音和谐、神人以和，以乐教教化百姓、规范行为。舜还亲自创作《思亲操》《南风歌》，并与夔合作完成《大韶》《箫韶》等乐曲，这些作品优美动听，深受民众喜爱并世代相传，其艺术感染力之强，连孔子听闻《韶》乐后都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

这些音乐实践不仅推动了文化艺术的普及，更以乐教为纽带教化民众、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舜在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贡献，成为早期文明进程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社会

推行五典

虞舜时代，随着农业与畜牧业分离、个体家庭崛起，氏族内部因财产差异出现利益对抗，社会矛盾渐显。舜主政后，为教化民众、以德育民，继承并发展了尧制定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项基本道德准则，即后世所称的“五典”。他系统梳理并广泛推行这一伦理体系，将其确立为民众日常行为的指南，最终推动“五典”成为天下百姓普遍遵行的社会规范。

这一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教化政策，精准契合了父系氏族社会与农耕文明的发展需求：以“五典”规范个体行为，为家庭和谐筑牢根基，进而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提供支撑；舜的德治与怀柔政策也感召了诸多氏族部落，西王母、息慎氏、玄都氏等部落首领纷纷前来朝贡臣服，推动了部族间的团结与融合。

“五典”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它强化了家庭伦理观念，为后世“家天下”宗法制国家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与心理基础，更塑造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追求和谐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儒家推崇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道德原则，正是在“五典”基础上发展而来，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核心准则。舜以孝道教化民众、以仁德治理天下，最终成就“尧天舜日”的盛世，其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秩序上的实践，也成为历代帝王德治的典范。

放逐四凶

舜接任部落联盟首领后，面对部族叛乱与统治挑战，通过“流放四凶”的举措，实现了对部族秩序的强力整合。

三苗部落长期不服统治、屡生叛乱，舜以刚柔并济的策略使其臣服，随后将其首领有苗氏及驩兜族人迁往边远地区；对于内部结党叛乱的鲧与共工二族，舜诛杀治水无功的鲧，并将共工及两族族人全部流放。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通过“流、放、迁、殛”等方式处置四股反对势力，最终达成“四罪而天下咸服”的效果。

这一举措不仅清除了威胁统治的反对力量，巩固了舜的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更打破了旧有部族势力的格局，维护了部族间的安定团结，为早期中央集权的形成扫除了关键障碍，成为舜整合部落秩序、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政治实践。

治理洪水

尧舜时代，黄河改道导致洪水长期泛滥，成为威胁民众生存的重大隐患。尧在位时，共工与鲧先后治水均以失败告终；舜摄政后，在巡狩时发现鲧治水无状，依法将其处死于羽山，随后启用鲧之子禹继承治水事业。

舜不仅知人善任，更构建了系统的治水保障体系：他委派皋陶、伯益等大臣辅助禹开展工作，同时发布政令，要求各地诸侯与民众顾全大局、协同治水。禹在舜的支持下，总结前人教训，以水患最严重的兖州为重点，确立“变堵为疏”的核心策略，通过“分导其流而分其量，疏浚河身，以安其流”的方式治理洪水。在禹的直接带领下，各地征集二十八万人力，历经十三年艰辛劳作，终于成功制服水患。

这场大规模治水运动的成功，离不开舜的英明领导与合理用人，也成为他不可磨灭的功绩之一。水患平息后，百姓得以重建安定生活，舜也因此赢得民心，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巩固了部落联盟的统一局势，为早期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法改革

为维护社会稳定，舜在推行德治的同时，对刑法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奠定了早期法制体系的基础。

首先，舜设立了专管刑狱的官职，任命公正无私的皋陶掌管刑狱、主持刑法修订，《竹书纪年》《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均记载了“命皋陶作刑”的史实，明确了专门司法官员的职责。

其次，建立了完整的刑法制度。皋陶在舜的领导下，修订完善了尧时期的原始刑法，形成以“五刑制”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包括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其中象刑以“画衣冠、异章服”的象征性方式惩戒罪犯，流刑将犯人流放至边远地区（如舜流放“四凶”的实践），鞭刑、扑刑以鞭和檟楚施罚，赎刑则允许犯人交纳黄铜免罪。舜尤其重视象刑，以温和的刑罚方式缓解社会矛盾，这套体系成为后世刑罚制度的雏形。

同时，舜确立了慎罚轻罚与公平公正两大司法原则：强调“惟刑之恤”，主张罪疑从轻、功疑从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避免滥刑；要求司法官员做到“惟明克允”，公平公正处理案件。

重谏纳言

摄政之后，舜为畅通民意渠道，在宫廷门外设立诽谤木，允许天下百姓在诽谤木下发表意见、陈诉冤情，并设专职官员接待。他要求接访官员无论民众意见正确与否，都需如实接受、汇总梳理后上报，自己则耐心听取不同政见，哪怕是反对意见也认真对待；同时规定纳言官员必须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弄虚作假，对履职尽责者提拔重用，昏庸失职者予以罢黜，以此保障民意传达的真实可靠。

舜始终坚持原始民主制传统，凡遇重大决策，都会广泛征求大臣与四方诸侯的意见，绝不独断专行，正如《尚书・舜典》所载“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体现了开放决策、广纳群言的政治理念。晚年禅位于禹、传贤不传子的选择，更是他践行民主作风的集中体现。

巡狩制度

舜摄政后，为强化对地方的管控、巩固部落联盟统一，创立并推行了定期巡视（巡狩）制度。

这一制度起源于舜继位之初的祭祀仪式：他先祭祀天地、日月星辰与各方神祇，随后离开帝都，先后抵达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举行祭祀典礼并考察地方。此后，舜确立“五年一巡狩”的定制，每五年前往全国巡视一次，四方诸侯则需在指定地点朝见舜，汇报治理政绩。舜根据诸侯的表现进行考核，论功行赏、黜陟奖惩，以此规范地方治理。

巡狩制的实施，不仅让舜直接掌握了各地民情与官员履职情况，更有效维护了部落联盟的稳定，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成为虞舜建立和巩固早期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也为后世王朝的巡视监察制度奠定了雏形。

贡赋制度

虞舜时期的贡赋制度，是中国上古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标志，其确立标志着国家税收职能的初步形成，也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贡赋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早期部落联盟的“贡”，分为祭祀天地神灵的“祭祀”与部落向大部落或中央联盟首领的“朝贡”，但早期贡赋多为自愿奉献，不具备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与固定性。舜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与阶级分化出现，尤其是大禹治水推动部落联盟走向紧密联合，“贡”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在舜的领导下，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根据各地山地、物产差异，制定了详细的贡赋等级，如《尚书・禹贡》记载的“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确立了按地域、物产缴纳贡赋的固定规则，使贡赋具备了税收的核心特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赋税雏形。

三苗归顺

舜主政时期，面对部族间的冲突矛盾，秉持“以德育人、以抚相安”的原则，以柔性策略化解三苗叛乱，实现了部族和平归顺。

三苗部落长期不服部落联盟统治，在禹治水期间更是拒不配合、极力对抗，禹曾提议武力讨伐，却被舜否决。舜坚持以教育感化为先，先派禹向三苗讲述治水大义，尝试说服其归顺；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舜才部署兵力，以展示军事实力的方式施压，而非直接开战。最终，舜的仁德宽厚感化了三苗上层，三苗主动降服、归顺中央，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传说故事

二妃投湘水

君山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也叫湘山、洞庭山。相传虞舜南巡，经过这里，并作短暂的停留。他的两个妻子娥皇和女英随踏着舜帝的足迹前来寻夫，到了洞庭山，忽闻舜帝崩于苍梧之野噩耗，悲痛万分，遂攀竹痛哭，泪血滴在竹子上，竟成斑竹。后来二妃投湘水而死，化为湘水之神，居洞庭山。《山海经》有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伟大的诗人屈原作《湘君》《湘夫人》歌咏其事：“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洞庭山因此改名为君山。

舜帝之孝

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两件事用以阐释舜帝之孝。一件事是“焚廪”。舜帝与娥皇、女英结婚以后回历山，带回来许多尧帝赏赐给他的物件。舜帝糊涂的父亲、狠毒的母亲和丧心病狂的弟弟，非常嫉妒，起了歹意，想要谋害舜帝。让舜帝去修补谷仓，然后悄悄地撤走梯子，暗中放火焚仓。舜帝情急之下，手持两个斗笠，张开双臂，象鸟一样从谷仓上跳下，因为斗笠增加了空气的阻力，减缓了下降的速度，得以平安着地，逃过一劫。另一件事是“凿井”。有一天，父亲瞽叟对舜帝说，家里的井很久没有掏了，淤泥很多，你下去掏一掏吧。当舜帝下到井底，清理淤泥时，父亲瞽叟、后母壬女和弟弟象就从上面往井里填土，舜帝不急不忙，从当年打井时开凿的一条通向邻近水井的通道里爬了出来。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舜帝却并没有跟父母兄弟计较，还象以一样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是更加谨慎罢了。

帝王世系

虞朝的王位传承

虞朝王位传承次序为：

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

该世系并非一脉相承，而是来自黄帝的两支后裔（昌意、玄嚣）轮流担任王位，中间仍有缺环待考。由于上古人物存在叠合、重名现象，流传至今的世系呈现出“人物少但时代跨度长”的特点，不过时代先后顺序大体可信。郭永秉先生通过对楚竹书《容成氏》的研究发现，尧、舜之前虞氏尚有帝王“有虞迥”；王国维先生也指出《世本》诸书所载世系全是实录，因此在无充足反证前，不能质疑夏朝之前诸帝的世系传承。过去学界多认为虞舜一系是虞朝世系，实际尧、舜之前的诸帝同样是虞朝世系的组成部分。

昌意支系

昌意为黄帝之子，虽不居帝位，但其子孙多为帝王，后裔建立了夏朝、楚国等国，主要分支如下：

昌意—虞舜支系世系：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瞽叟—舜出自《大戴礼记・帝系》，是虞舜一脉的传承脉络。
昌意—夏禹支系据《大戴礼记・帝系》《汉书・律历志》记载，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该支系为夏朝王族先祖。
昌意—祝融支系世系：昌意—颛顼—称—卷章（老童）—重黎（黎）—吴回（重黎弟）—陆终祝融是传说中的“火正”，其后裔分为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其中楚国王室为芈姓之后，对颛顼和祝融尊奉尤隆。

玄嚣支系

玄嚣即青阳（又称清、挚，也就是虞朝帝位传承中的少皞），其后裔主要从孙帝喾处衍生出四支，是虞朝王位的重要传承来源：

玄嚣—挚支系世系：玄嚣—蟜极—帝喾—挚文献中少皞亦名挚，推测挚与其祖先之名存在混淆，细节已难考实。
玄嚣—尧支系世系：玄嚣—蟜极—帝喾—尧帝尧是虞朝重要帝王，为玄嚣支系的核心传承者之一。
玄嚣—契支系（商王族先祖）世系（不含商朝）：玄嚣—蟜极—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契母为有娀氏之女简狄，是商人之祖，海岱地区是商人的发祥地。
玄嚣—稷支系（周王族先祖）世系：玄嚣—蟜极—帝喾—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公季）—昌（西伯、文王）周后稷（名弃）母为有邰氏之女姜原，是周人之祖，周人源自海岱地区，后发迹于岐山一带。

后世考证

经查最新的永济地方志，清光绪12年（1886年）蒲州知府事赢杜崧年《续补永济县志序》上首句就是：“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人，历代层见迭出，昭著史册，目河中为人文之蔽”。既然称说虞帝，可见认为就是一个朝代。

上古时期

有虞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方国或部落，也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名。古史传说中著名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不幸的是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以后文献中所述的虞史传说又大半经过了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

近代辨伪思潮兴起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们索性从信史中将虞代一笔勾销，将夏以前的古史一股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现今通行的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不但使虞非朝代说的影响空前扩大，而且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合一。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时就不得不回头对虞非朝代说的论据重新作一番验证了。

春秋以前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最初，顾颉刚先生认为孔子时已有尧、舜。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个说法加以修正，说《论语》中提到尧舜的几章都不可信，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追述古史最早只到夏禹，周以前的朝代只有夏、殷二代，虞代是墨家为宣传禅让说而添加出来的，实际上尧、舜不过是“上帝”的分化，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战国以后

据此，他们断定春秋以前人心目中只有夏商周的“三代”概念而绝无“虞夏商周”的四代概念或“虞夏商”的三代概念，古籍中凡是以虞为朝代名的记载都是战国以后的晚出之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虽有合理成分，但以尧舜为上帝的分化却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传说与神说的界限。说虞代是战国人所造更属武断。

因为吴国也叫做虞国，所以这个虞国叫做北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此谓河南虞城至山西夏县一带的虞国是周初武王所封的虞仲之国。然而，刘晓景等根据金文及相关资料论证，前655年，虞国君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借道给南下伐虢的晋国军队，晋军灭虢回师途中，顺手牵羊又灭亡了虞国。也有人认为，虞国是陕西省陇县地区西周时期矢国的后代。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夏商周

《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而且多是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我们不能因为这两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便断定其中所记春秋时人的对话统统是战国时人的假论。况且，“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人基有西周已亡而东周仍存的事实，当谈话须要分辨周亡或周续的不同角时，就曾经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不同的“三代”概念

皋陶六德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的一篇。皋陶，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谟，就是谋。《书·皋陶谟》：“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按，“六德”即“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中的六种。皋陶提出“九德”，作为宫人的道德基本准则。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明唐顺之《廷试策一道》：“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分之以三德、六德，皆以广知人之旨也。”

左传记述

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于今为庶”者，谓此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日却早已随着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了。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而何？“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何以虞代必须例外?不仅如此，由于虞为朝代与夏商无别，所以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优予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的客礼待遇，正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可知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如若不然，周人何以不按后期儒家所谓周世“尊贤不过二代”的说法将陈排除在外而只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和封于蓟的尧后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

后世影响

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论语·泰伯》：“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史记·汲郑列传》：“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太史公自序》：“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宋刘过《沁园春·寿》词：“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郭沫若《星空·孤竹君之二子》诗：“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

时间作为上古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治世，唐虞在很多史籍中指代唐虞执政的那段时间。《论语·泰伯》中记载“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史记·汲郑列传》记载“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宋刘过《沁园春·寿》词中有“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

虞朝（中国上古时代虞舜建立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