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朱祁钰的母亲吴氏本是明宣宗为皇太孙时的侍女，宣德三年（1428年）朱祁钰出生，进封贤妃。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 二月，朱祁钰封郕王，奉藩京师。正统二年四月，行冠礼。

临危即位

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钰的皇帝哥哥明英宗御驾亲征，留他为监国。结果爆发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咄咄逼人。一时之间，朝野震惊，京城人人自危，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

面对危机局面，大明朝堂之上围绕是“战”还是“迁”开展了纷争。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首先是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以避刀兵。”南迁“之议，颇得一些大臣支持。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认为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轻易迁移；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

正统年间，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如今皇帝被俘，王振被杀，众大臣纷纷吐气扬眉，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监国朱祁钰惩处王振余党。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并将王振同党，王振外甥——王山也被当庭打死，史称午门血案。朱祁钰害怕想回宫去，于谦拉住他的衣袖，说王振罪当诛九族，马顺等罪当死，应不予追究。于是朱祁钰下令马顺等罪有应得，众臣无罪。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文上书朱祁钰，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等大臣禀明皇太后，最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拥立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的王振党羽纷纷落马。

朱祁钰登基之后，还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骗开关门失败。瓦剌气急败坏，发兵攻打北京。朱祁钰任用于谦等人，组织北京保卫战，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击退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英宗回朝

突如其来登上皇位，大权在握，朱祁钰也就不愿意放手。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军多次击败瓦剌。瓦剌首领也先见捞不到好处，便想放了明英宗，借此求和。他想放，可是朱祁钰却不愿意接。大臣建议朱祁钰迎回明英宗，他不悦，说我本来不想当这个皇帝的，当初是你们逼着我当的。这个时候，于谦说，皇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更改，所以理当尽快接他回来。朱祁钰见最得力的大臣都这么说，只得说：“听你的，听你的。”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派去瓦剌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朱祁钰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朱祁钰也减了又减，明英宗抵达北京后，由安定门入城。之后，改乘法驾，入东安门，朱祁钰自东安门出迎，行拜见之礼，明英宗答拜，互拉双手，泪涕沾襟，相互推辞逊让了许久。

将明英宗迎回了北京，朱祁钰随即把哥哥软禁在南宫。一锁就是七年。

明英宗回归之后，虽为太上皇，却被软禁在南宫。朱祁钰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朱祁钰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

易储风波

随着帝位渐渐巩固，朱祁钰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为此贿赂朝臣。

土木之变之际，孙太后先立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后立朱祁钰为帝。孙太后的用意很明白：大明江山依然是明英宗的，朱祁钰只不过是代理执政而已。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朱祁钰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

初步试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朱祁钰很是隐忍了一段时间。然而，他仍旧不停地试探，甚至贿赂朝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终于换来宦官和朝臣的默认。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朱见济并不是汪皇后的儿子，因此她并不同意丈夫的做法。她悍然争辩，随后被废了皇后，打入冷宫。就这样，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把侄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不想到了第二年，朱见济就夭折。朱祁钰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明朝信奉正统，认为皇位应该属于英宗一系。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时兼陈一切弊政。朱祁钰闻讯大怒，钟同被下狱杖死。

夺门之变

朱祁钰正当壮年，子嗣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尚未显得突出。可是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他突然得了重病，皇储的问题再次摆上桌面。众臣议论纷纷，一时之间，定不下来。十六日内宫传来消息，说朱祁钰病体康健了。于是众臣准备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再商议皇储问题。这一夜，却爆发了夺门之变。石亨亲眼看到了景泰帝的病况，估计其行将不起，便与徐有贞秘密策划，准备迎请英宗复辟。之后，二人密禀孙太后，取得了她的懿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凌晨四更，石亨、徐有贞等人领军打开长安门，接着迅速赶到南宫，请明英宗复登大位。到东华门，守卫大声喝止，明英宗高喊：“我是太上皇！”东华门随声而开。明英宗堂而皇之进入大殿，五更时分，百官在午门外朝房等待朱祁钰升朝，忽然听到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出来高声宣布：“太上皇帝复位了！”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在徐有贞的催促下，匆匆整队入宫拜贺。

朱祁钰听到钟声，问周围的人说：“这是于谦吗？”。周围的人回答说：“不是，是太上皇”。朱祁钰说道：“哥哥做皇帝了，挺好的。”

离奇去世

明英宗复辟当日即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并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随即废朱祁钰为郕王，将其软禁到西内永安宫。朱祁镇复辟后两三天，在朝堂之上对大臣们说，弟弟的病好多了，可以吃粥了。众臣皆默然不语。一个月后，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癸丑，朱祁钰死去，死因不明，一说为被人杀害。正月二十一，明英宗改景泰八年（1457年）为天顺元年。

不久之后于谦等当初拥立朱祁钰的大臣，纷纷被明英宗以谋逆之名，处死。景泰朝结束。

身后之名

明英宗复位后，下诏指斥朱祁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并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朱祁钰终身为恶。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朱祁钰因此成为明朝迁都北京之后，仅有的一个没有被葬入帝王陵寝的明朝皇帝。

但成化年间，一些臣僚开始为朱祁钰不平，他们认为朱祁钰危难之时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却谥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责问，当时若不是朱祁钰即位，瓦刺如何能退，明英宗如何能返京。

明宪宗虽然曾被朱祁钰废去太子地位，但对这位叔叔的功绩还是相当理解。几经周折，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下诏恢复朱祁钰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景帝的功绩。但明宪宗没有给朱祁钰全面平反，所定谥号仅为5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字，朱祁钰在规格上较其他皇帝低，而且朱祁钰还没有庙号。

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朱祁钰才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17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至此，朱祁钰在礼仪规格上与明代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了。

为政举措

政治

1、稳定时局

由于连年的征战和瓦剌的劫掠，在加上内地的水患，全国灾区连连，饥民遍地，朱祁钰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巩固大明江山。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招贤纳士，清除阉党势力，稳定局面，重用于谦等贤臣，吏治为之一新。

2、任用官员

内阁：苗衷、高谷、彭时、商辂、俞山、江渊、王一宁、萧镃、王文

文臣：于谦、杨宁、石璞、张凤、俞士悦、杨翥、何文渊、孙原贞、仪铭、胡濙、徐有贞

武将：杨洪、方瑛、郭登、朱谦、毛胜、罗通、于谦、石亨

于谦：当时掌握军权者。石亨：当时掌握军权者。 陈循、高谷、王文、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苗衷、彭时、俞纲。

太监：成敬（？—1455年），字思慕，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十二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后派为山西晋王府奉祠，后因案充军改腐刑而为黄门。为人谦逊，虽然受到皇帝重用，但并不揽权。

3、在位年号：景泰（1450年—457年），前后共八年。

军事

军事上，对于瓦剌的进攻趋势，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筹集粮草，厉兵秣马。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于谦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成五个团营；景泰三年（1452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万人，并被改组成10个团营。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

总之，朱祁钰建立了统一指挥制度，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之后瓦剌出现内讧，也先被杀，对明朝已经构不成威胁。

景泰二年（1451年），朱祁钰派遣督察院文臣督管宣府，大同，蓟州三地军屯复垦。景泰三年（1452年），于谦提出“核丁法”，每年两次由兵部和督察院联合核查团营人数，防止官兵吃空额。景泰七年（1456年），命兵部武库司设立“准样图”，明朝武器制造和发放有了标准管理。同时还清理了一批违法军官。

经济

1、发展经济

经济上朱祁钰采取了舒恕的政策，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减免税负，并且赈济灾民，安抚流民。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停止各类采办，又下诏天下巡抚署理各省农桑事务，倾力发展经济。

2、治理水患

朱祁钰还派官员治理河患，消除水灾，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景泰四年（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工作。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5.8万名劳工劳动500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达100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景泰七年（1456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34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景泰八年（1457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文化

1、制定《寰宇通志》

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朱祁钰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朱祁钰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全书共一百一十九卷，分两京、用布政司，司下辖府州县，再分别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古迹、人物等三十门。系明代地方总志。

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为不使朱祁钰有修志之美誉﹐以它“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词﹐命李贤﹑彭时等重编《大明一统志》﹐以传后世。天顺五年（1462年）四月，《大明一统志》成，即毁《寰宇通志》版，因而传世甚稀，1947年﹐郑振铎将其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印行。

2、景泰蓝的盛行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制造历史可追溯到元朝，明代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最为盛行，朱祁钰定年号为“景泰”，当下“景泰蓝”中“景泰”之内涵，早已超出“大明景泰”的狭义概念，而被赋予更多美好的意味，如和谐、友谊、和平、繁荣、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而“景泰蓝”的“蓝”，也不单指蓝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统称为“蓝”，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点蓝”、“补蓝”、“烧蓝”等行业特有名词；并且，几百年过去，景泰蓝的工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纯手工制作风格，它的掐（丝）、点（蓝）、烧（烘烧）、磨（光）、镀（金），环环相联，浑然一体，相互辉映，形成曼妙的“五步曲”。

民族

从景泰元年（1450年）开始各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再加上贪官污吏的盘剥，西南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民变，朱祁钰启用王翱担任两广总督，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叛乱。

朱祁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15世纪50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少数民族叛乱。在长期受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来成了吏部尚书。正统十四年（1449年）和景泰元年（1450年），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从景泰元年（1450年）至景泰三年（1452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景泰五年（1454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景泰七年（1456年）湖广的苗族起义。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起义，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

外交

由于朱祁钰和诸位老臣的励精图治，短短数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颓势，国势蒸蒸日上，当时的朝鲜、越南、泰国、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历史评价

总评

当明王朝面临危难之际，朱祁钰重用于谦等大臣，反对南迁，高举抗敌的旗帜，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抗击并打败了瓦剌，有效遏制了瓦剌南下的野心，巩固了大明朝的江山，使得百姓免遭兵祸，功不可没。同时，启用正统以来被迫害的忠臣贤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朝野清明。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稳定，这一切都是不可抹煞的功绩。已经当了八年皇帝，身份得到了全国的承认。

然而朱祁钰恋栈权位，不但不思迎回已经被架空为太上皇的明英宗，还把他软禁于南宫，八年之间不得出入。同时执意废掉侄儿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企图让自己的后人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结果病笃之时，小人趁势而发，仓促间，不能全贤名于一生，足可叹息。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历代评价

明宪宗：“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拔擢贤才，延揽群策。收既溃之士卒，却深入之军锋。保固京城，奠安宗社。申严战守之师，再遣奉迎之使。卒致也先悔过，先帝回銮。尊养之礼有加，谗间之言罔入。始终八载，全护两宫。仁恩覃被于寰区，威武奋扬于海宇。”

孙太后废朱祁钰的诏书说：“……败坏纲常，变乱旧制。放纵地淫乱、酗酒，信任奸人。毁坏奉先殿（皇家家庙）的偏殿建宫殿让妖妓居住。玷污了缉熙殿作为受戒的场所来礼敬喇嘛。滥加赏赐、胡乱花费无度，横征暴敛无休止。国库空虚，海内困穷。不孝、不弟、不仁、不义，臭名昭著，神人共愤，上天震怒，屡次降下预兆，朱祁钰不知反省，拒绝进谏、文过饰非，造孽越来越厉害。……”

沈德符：“英主。”

李贤：景泰淫荡无度，臣民失望，一听说上皇复位了，无不欢欣鼓舞。景泰不孝母亲，不敬兄长，不睦妻子，怨恨、忧郁之气充满了朝廷，因此六、七年间，水旱灾害遍及天下。天上发生天变，人间的自然之气的运行紊乱，一年比一年严重；景泰年间，任由官员自己选择好官来兼任，竟然累积到兼任五官，太子太保一次晋升十员，名爵的泛滥到了这种程度。

谷应泰：“景诚英主。而乃恋恋神器，则又未闻乎大道者也。”

谈迁：“国家厄会，盖莫若乙巳矣。闽浙疮痍，黔粤啸聚，天未厌乱，北狩随之。阊阖罹白登之困（刘邦的白登山之围），象魏下阴山之悲，宗社丝髪，仅系景帝。当时六师新丧，九塞气沮，南迁之议，独徐珵乎？乃舍姬旦（周公）小节，绍少康（夏朝的少康中兴）之旧勋，坐摄羣嚣，独制长策。犬羊虽狺狺不休，我圻父是任，俾弭耳以退，皇灵遐畅，南北交捷。曾不捐汉绘之尺寸，费宋缗之毫纤，而虞渊返照，事同揖让。尤恤饥拯溺，纳谏信贤，嘉王竑，薄徐珵（徐有贞），具有神识。而或以太上事过责之，斗粟尺布之谣，古人不免焉，政未可以紾臂论也。”

孟森：“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英宗被虏而明犹全盛，景帝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实明宗社之福也。”

吴晗：“景帝是个好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景泰时期，即景帝统治时期（1450年—1457年），普遍地被人们判定为恢复了稳定、由干练的大臣们卓有成效地治理、进行合理的改革以及为北京和北方边境制定正确的防御政策的时期。传统的历史学家也判定，与前十年邪恶无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国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赞誉。但是新政体不仅仅是一个从宦官统治向官僚恢复权力的过渡。至少在景帝统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兴安为首的高级宦官的支持，而且是与任何官僚或将领一样热诚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新政体的力量必须被看成是“民族觉醒”的结果，即在土木灾祸之后人们对国家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普遍认识。

死亡之谜

对朱祁钰之死，明代人多有忌讳。从史料看，仅有两处明确记载了朱祁钰的死因：

一为陆釴在《病逸漫记》中写到：“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另一则为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记载：“是月十有九日，郕王病己愈。太监蒋安希旨，以帛扼杀王，报郕王薨。”

《英宗实录》仅景泰七年十二月有数条关于景帝生病的记录。

《寓圃杂记》则更为详细的记载：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景帝忽然吐血，太医院判董速与宦官二十余人日夜侍奉塌前；十三日，于谦求见；十四日，景帝再次命董速诊脉，回奏：“圣体安矣”，于是景帝决定次日上朝；十五日晚，夺门之变发生。

夺门发生后，杨瑄在《复辟录》中记载景帝病情已有所恢复，二月《英宗实录》仅以“薨”记述朱祁钰死因，赐谥曰戾。

李贤《天顺日录》、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仅记代宗“薨”，而不言何以“薨”。

陈建《皇明从信录》、《皇明资治通纪》及薛应旗《宪章录》亦不记朱祁钰死因，但记载了唐妃等殉葬事。朱祁钰死后，追谥为“戾王”，其生前所营造之昌平寿宫，令拆毁，转葬于金山（一说西山），与殀殇诸公主坟相属。明英宗并赐红帛若干，令朱祁钰妃嫔唐氏等殉葬。诸妃中仅一汪妃因曾被朱祁钰所废而幸存。民国时期，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说“郕王薨”并唐妃殉葬事，不述朱祁钰死因。

乾隆十四年（1769年），乾隆帝为景泰陵立碑题辞，题辞中说代宗“子亦随死，终于杀，礼西山，实所自取耳。”

陵寝墓地

朱祁钰死后，明英宗毁其生前所建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郊金山（玉泉山北）的景泰陵，不仅有贬谪之意，更有折辱的成分。明英宗令廷臣议王妃之殉葬。议及汪皇后，被李贤及太子谏止。后以皇贵妃唐氏殉葬。

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以其叔叔“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于国有功，追复其皇帝身份，接着命有司缮修陵寝，其祭飨与诸皇陵享受同等待遇。然陵寝虽略有增饰，但宪宗一则不能大改父皇生前施政，二来与景帝因废立之事亦存芥蒂，故而景泰陵未砌宝城未建明楼，地势亦偏处狭隘气脉不佳，屋瓦仍按王陵级别覆以绿瓦，陵碑也是按王陵之制，立于陵宫门外偏东的位置，徒具帝陵之名，实际上仍是一座王陵的规格。嘉靖时期，金山的景帝陵又有所改建，还把绿瓦统一换成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琉璃瓦，但景泰帝的遗体始终没有迁入十三陵原建的寿陵中。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传了16位皇帝。太祖葬于南京孝陵，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不知所踪。成祖朱棣北迁京城，共计14位皇帝，其中13位，包括亡国之君崇祯皇帝都葬于北京的明十三陵，唯独朱祁钰没有葬入十三陵。在明英宗夺门之后，他废掉了景泰帝的皇帝身份，将其原在十三陵修建的陵寝废弃（今朱常洛庆陵），因而其没有葬在十三陵。

“文革”中，景泰陵遭到破坏，陵冢被平毁，陵碑被推倒，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