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对于齐国国号的由来一般学者认为也是沿袭商代已有的名称。在南宋《路史·国名记一》中就提到商代已有齐国，周武王立国后将吕尚封在齐地，国号仍为齐。在甲骨文卜辞中也提到“齐师”，对于甲骨文中提到的齐，郭沫若认为：“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

关于齐国号的含义，司马迁提出“齐所以为齐，以天齐”的解释，应劭《地理风俗记》响应司马迁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齐，禾麦吐穗上平也”，但许慎并未声明此义就是齐国国号的初始义。历史学家王献唐首次借用许慎说以解释齐国国号，谓：“齐国的得名，是由于农业，齐是“穧”的象形字。”康殷则据甲骨文、金文齐字的字形，以为齐字“象几块切割得方正整齐的肉块形，用以表示整齐划一之意”。王树明在对甲、金文之齐字综合分析之基础上认为，齐字应为三枚无箭或有箭的镞头之形，是远射兵器的墓画。

历史

西周封国

齐国早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当时周武王为了酬谢周朝的功臣和宗室，大行分封制度，首封身为师父的功臣吕尚于营丘（后改称临淄），国名为齐。因国君为姜姓吕氏，且为了与后来的田氏齐国区分，故又称为吕氏齐国。太公东去就国，近邻的莱子率军与太公争夺营丘。太公至营丘后，因应当地风俗，简化礼节而修政。发展工商业，利用当地鱼盐之利，人口大增，使齐国成为大国。

齐国在诸侯中地位崇高，周成王曾在三监之乱后，使召康公命姜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由此得到征伐之权，成为大国，建都于营丘。

周康王时期，周康王分别以珍宝之器分给齐丁公吕伋、卫国第二代君主卫康伯及晋国第二代君主晋侯燮和周公旦之子鲁公伯禽。

宫廷内乱

齐丁公三传至齐哀公，因受纪侯在周夷王面前进谗言被周夷王烹杀。哀公死后，他的异母弟吕静被立为齐君，是为齐胡公。前866年，齐胡公为防纪国暗算，从营丘迁都至薄姑（临淄西北五十里）。此举令齐人震动及有怨言，齐哀公同母弟公子山与私党率营丘人杀死胡公，将胡公之子驱逐出境，又把都城从薄姑迁回到临淄，是为齐献公。献公两传至其孙厉公，厉公昏愦暴虐，国民痛恨他，遂联络齐胡公之子入齐国攻杀厉公。胡公之子皆战死，齐人拥立厉公之子吕赤为国君，是为齐文公。齐文公把参与杀厉公的七十人全部处死，结束长达四十余年的宫廷内乱。

庄僖小霸

公元前794年，齐庄公吕赎（购）即位。庄公在位六十四年，他在位期间，积极贯彻齐太公制定的治国方针，稳定政治局势，发展齐国经济，使齐国国力增强。公元前730年，齐僖公吕禄甫（又作禄父）即位，在庄公的基础上继续奋发图强。齐僖公在位期间，先后多次主持多国会盟，先后与郑庄公、鲁隐公、宋殇公、卫宣公结盟，并联合各国四方征战。

文公三传至僖公。齐僖公先后与郑庄公及鲁隐公结盟，得到两国帮助，在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与多国会盟，平定宋、卫与郑三国之间的斗争。齐国与盟国郑、鲁以宋殇公不向周天子朝觐而讨伐宋国，以郕国不听从周天子之命令而讨伐郕国，平定许国逼使许庄公出走，立其弟许桓公为国君，平定宋国华督之乱。前706年，齐僖公又在郑国公子忽帮助下打败狄戎，但是因赠送礼物给各盟国时没有按照诸侯爵位高低分发，鲁、郑交恶。于前702年，齐国在郑国要求下联郑伐鲁。前699年，又应宋国要求，联合宋、卫、燕三国讨伐郑国，齐国遂形成一个小霸之局面。到了僖公之子襄公在位时，国力更强。在前690年，降服纪国。前686年，齐国又与鲁国讨伐郕国，郕国降齐。

桓公称霸

前686年齐大夫连称、管至父弑杀齐襄公，立其堂弟公孙无知即位。齐大夫鲍叔牙早有预感齐国将发生大乱，在襄公在位期间就保护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今山东省莒县），另一大夫管仲则协助公子纠逃奔鲁国。前685年，齐大臣雍廪杀国君无知与大夫连称，国内无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相回国，鲁国派管仲带兵堵截住莒国到齐国的路，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咬舌吐血假装倒地而死，管仲派人回鲁国报捷。这时小白已兼程赶回齐国，高傒迎公子小白回到临淄即位，是为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发兵迎击鲁国，在干时（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大战，鲁军败走。鲍叔牙给鲁庄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子纠是齐君的兄弟，不忍杀他，请鲁国自己杀他。公子纠的老师召忽、管仲是国君的仇人，请鲁国把他们送来，剁成肉泥。如不从命，将要出兵讨伐鲁国。”鲁人害怕，杀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桓公要杀管仲，鲍叔牙劝说：“臣幸运地跟从了君上，君上现成为了国君。如果君上只想让齐国成为强国，那么有叔牙和高傒就够了。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业，那么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不可以失去他。”桓公听从他的建议，假装要杀仇人，把管仲接到齐国。桓公和管仲谈论霸王之术，大喜过望，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

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市）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目的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叛乱，此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始，齐桓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史称北杏之会。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另外，齐桓公还灭了谭、遂、鄣等小国。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落后部族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将齐国的霸业推至高峰。

霸业崩溃

桓公晚年昏庸，重用佞臣公子开方、易牙、竖刁等人，当贤臣管仲、隰朋及鲍叔牙等相继去逝后，齐国开始走下坡路。

齐桓公和管仲立公子昭为太子，并嘱托宋襄公予以照应。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重病，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在齐桓公居室前筑起高墙。冬十月，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身死不葬，虫流出户”。后来易牙、竖刁等人拥立的齐君无亏夺位后才把桓公收殓。公子昭逃奔宋国。前642年春，宋襄公联合曹国、卫国、邾国领兵攻齐，以助公子昭归国争位。三月，迫于诸侯军队的压力，齐众大夫在国氏、高氏两家的率领下诱杀竖刁、无亏，迎立太子昭。但其余四公子的追随者兴兵攻打已入齐境的太子昭，迫使其逃回宋国。同年五月，宋襄公再度发兵，击败齐众公子于甗（今山东济南附近），太子昭遂得以入齐都临淄即位。此次动乱之后，齐国国力衰落，齐桓公霸业告终。

孝公死后，其子被公子开方杀死，公子潘夺位，是为昭公。昭公死后，其子舍在位仅五个月，就被公子商人弑杀自立，是为懿公。四年后，懿公被弑，齐人恨懿公骄恣，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公子元即位，是为齐惠公。一连串的争位至此结束，但齐国因此国力衰落，只能跟随晋国与楚国争霸。

惠公死后，齐国国势日蹙。齐顷公在位时（前589年），齐军在鞍之战中被晋军打败。灵公在位时（前555年），齐国因背盟讨伐鲁国。晋国率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家诸侯兴师伐齐，齐灵公亲自率师御敌，在平阴被联军大败，自此无力称霸。齐国历经齐僖公始霸，齐桓公独霸中原，到齐顷公失霸，长达一个半世纪。

晏婴相齐

齐国一向由天子二守的国氏、高氏两公族辅政，其后有鲍氏（鲍叔牙之后）、崔氏（齐丁公嫡子季子之后）、庆氏（公子无亏之子庆克之后）、晏氏（晏弱之后）、高氏（惠公子公子祁之后）、栾氏（惠公子公子坚之后）等卿大夫掌政，卿大夫势力日大，互相兼并，更开始废立齐国国君。崔杼迎立庄公光即位，杀太傅高厚，独掌朝政。后来因庄公与崔杼妻棠姜有染，崔杼大怒，联合棠无咎弑君，另立庄公弟公子杵臼为君，即齐景公。前546年，左相庆封（庆克之子）攻灭崔氏，崔杼自杀。

前545年，鲍氏、高氏、栾氏攻灭庆氏，庆封逃到吴国。此后，齐国由上大夫晏婴主持国政。晏婴生活节俭，谦恭下士。对内匡辅国政，屡次劝谏景公，拔擢贤才司马穰苴、越石父等;对外出使别国，机敏善辩，不辱使命，使齐国名扬诸侯。

田氏代齐

田氏为陈厉公妫佗后代，始祖为田完，因在陈国内被排斥，流亡至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田完传五世至田桓子田无宇，田氏施惠于民，民心向归田氏，田氏因而渐渐强大。田氏的支系子孙田穰苴因打败晋、燕两军被任命为大司马，因田氏势力扩大而警惕的高张、国夏对齐景公说穰苴的坏话，司马穰苴被免官。田僖子田乞立志要除掉高氏和国氏。

前532年，惠公后代的栾氏被鲍氏、田氏（陈氏）联合所灭，栾施和高强奔鲁，齐国公族势力大大减弱。晏婴曾暗地里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前500年，晏婴去世，由高、国两家把持朝政。前489年，景公病重，遗命国夏、高张扶立少子公子荼为太子，驱逐群公子，迁他们至东莱。不久，田乞发动宫廷政变，灭高、国两家，高张被杀、国夏奔莒、晏圉奔鲁。田乞弑杀安孺子，与鲍牧及诸大夫另立年龄较长的公子阳生为国君，是为悼公。前485年，田成子田恒唆使大夫鲍息弑杀齐悼公，立公子壬为国君，是为简公。前481年，田恒发动政变，杀死了阚止和简公，拥立简公弟弟公子骜为国君，是为平公。自此之后，田恒独揽齐国大权，尽诛鲍、晏诸族。田氏家族专权于齐平公、宣公、康公三代。

前391年，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齐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吕氏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以显示别于吕氏齐国，史称“田氏代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并其食邑，姜太公至此绝祀。

战国称王

太公三传至其孙威王时，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前353年，齐国大败魏国于桂陵（今山东菏泽境内）。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南范县，一说为山东郯城，一说为河北大名）。

前334年，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正式称王。威王晚年，国相邹忌与将军田忌争政。前322年，田忌中了反间计攻打临淄、谋取邹忌，战败后逃亡至楚国。直至宣王即位后，才召他回国恢复旧职。

合纵攻伐

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在孟轲劝说下，齐宣王命匡章率 “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三十天灭亡燕国，秦赵重兵攻齐，齐国被迫撤兵。前301年，齐联合韩、魏国攻楚，大败楚国。

前298年-前296年，齐联合韩、魏连年攻秦，三年攻入函谷关，迫秦求和。前288年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湣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劝说湣王后，湣王称帝二日后而复归王号。同年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号复称为王。前286年，湣王灭宋国，南侵楚国，西侵三晋，齐国势到达巅峰。湣王意欲吞并二周，成为天子。

乐毅破齐

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攻齐，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三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湣王逃入莒，被楚将淖齿杀死。王孙贾与莒人杀淖齿，立湣王子法章为齐襄王。

燕军引兵东围即墨，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达五年。前279年，燕昭王逝世，燕惠王继位，田单使用反间计，使得乐毅被废除职务，燕惠王改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领，乐毅被迫出奔赵国。田单组织反攻，以“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三月而复国。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抗衡。

衰落国灭

前265年，齐襄王死后由其子田建即位，由母亲君王后辅政。前249年，君王后逝世后，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后胜为人贪婪，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对其余五国袖手旁观，也不加强战备。终于到五国灭亡后，齐王才顿感到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前221年，秦王在灭亡韩、赵、魏、楚、燕五国之后，以齐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率领秦军伐齐，齐王建令齐军主力40万慌忙集结于西部，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原来的燕国南部南下直奔齐都临淄。齐军面对秦军突然从北面来攻，措手不及，土崩瓦解。齐王建出城投降，齐国灭亡。秦国统一天下，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疆域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征伐不断，齐国的疆域多有变化，齐桓公时的疆域较初封之时有所扩大，《左传》中管仲曾说齐国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也就是北临渤海，东与南并临黄海；西至于河是指古黄河到所经之地，即今南乐冠县西，大名东，堂邑博平北，馆陶清平南；南至于穆陵指今山东临朐县南百五十里的穆陵关；北至于无棣指今河北盐山县即古无棣。

到了齐景公时，齐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左传》中晏子提到齐国的疆域是“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也就是东到今山东聊城市西北，茌平西；西到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姑河，小姑河。大至上扩至今山东冠县、临清市以东，大沽河以西。至此，胶莱河以东包括今整个胶东半岛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域，便全部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疆土时伸时缩，难有定数。齐国北境与东境均临海，战国时期疆域的变化主要是在西部和南部。战国时期齐在西部主要与魏、卫、赵、燕等国为邻，南部主要与鲁、宋、卫、魏、楚等国为邻，其疆界的变动即是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征战的结果。

以齐宣王公元前409年为例，当时齐西境大体以河水为界与燕、赵、魏、卫等国接境，有：饶安、麦丘、高唐、灵丘、博陵、平阴、薛陵、阿、马陵等地；南境则达泗水流域，有：莒、阳关、郕、平陆、桑丘（山东平原西）、廪丘、阳晋、甄（鄄）、毌丘、薛（徐州）、刚、寿等地。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2年时，西部增加桑丘（河北徐水西南）；南境增加襄陵、甄（鄄）和南城。

人口

战国时期齐国拥有七十余城，依据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推算，若每城连同乡村平均按一万户、每户五口计算，齐国总人口约为三四百万，这一规模在战国七雄中居于前列。

政治

中央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中央官制呈现出 “小中央” 的鲜明特色，既承袭周制，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体系。齐国国君作为诸侯国内最高统治者，需承担向周天子朝聘、纳贡、助祭、从征等义务，同时治理本国。其中央官制以 “三卿制” 为早期核心：齐国初封时设上卿三人，其中高氏、国氏由周天子直接任命，代表王室 “监国”，世代执掌军政大权；另一上卿长期空缺，形成 “三卿缺一” 的格局，直至春秋中期，齐桓公曾欲破格任管仲为上卿，被其以 “不敢受天子之礼” 婉拒，最终仅受下卿之位。

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新的核心官职 ——“相”（宰相），管仲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相。相的地位略低于上卿，却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成为国君的直接辅政，甚至一度凌驾于君权之上，主宰废立，削弱了世袭卿大夫的权力，为君主集权提供了支撑。此外，齐国中央还设有 “五官制”，以《管子》所载为代表，五官分工明确：大谏掌谏议、将（大司马）掌军事、大司理掌司法、大司田（虞师 / 司空 / 工师）掌农事与工程、大行掌外交，形成军政合一、权责清晰的管理体系。同时，中央官制中还设有 “傅”（太傅）负责教育国君之子，以及主管政令、记录与祭祀的太史，共同构成了齐国中央官制的完整架构。

行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行政制度，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并未形成后世所传的、由管仲改革确立的 “三其国而伍其鄙” 这一整齐划一的邑 — 卒 — 乡 — 县 — 属系统。所谓《国语・齐语》中记载的 “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 的行政纲领，实为战国学者的理想化设计与伪托，并非春秋初年齐国的真实制度。

春秋初年齐国疆域有限，领土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稀少，无法支撑起该制度所描述的、多达五十个九千家之县的规模；而战国时期齐国虽已发展为 “地方千里” 的大国，设有七十二个县令，但也未形成与这一纲领完全对应的行政体系。事实上，齐国地方行政的真实发展轨迹，与其他诸侯国类似，经历了从早期以国、鄙为划分的自然聚落形态，到逐步形成县 — 乡 — 里层级的过程，且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呈现出 “五花八门” 的多样形态。战国时期，齐国的地方行政中，县是最高一级行政单位，其长官称令、长或大夫，但并未推行秦国式的郡制，也未建立郡 — 县二级制。

赋税制度

齐国重商，通过关和市征收商品税是其赋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周礼》所言“司关”“司市”，齐国也在关、市设有职官负责征税，齐量三器可能为征税时的标准量器。齐国对市场的管理比较重视，有规范的征税机构和征税流程。齐国实行双重收税制度，也就是商品要同时缴纳关税和市税。“关市之赋”的税率总体上比田税低，但从春秋到战国逐步增长，这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一致。

施政纲领

（1）“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对农业进行改革：按土地的肥瘠和产量的多少实行征税，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这种新的剥削方式的改革，实质上是封建的剥削形式。

（2）把整个国民划分为士、农、工、商 “四民”，分居定业，大力发展农、工商业。这样，加强了劳动者的隶属性，使农业劳动者隶属于土地之上。

（3）制国二十一乡。对 “四民”，不仅分居定业，而且还要用行政制度把 “四民” 分开，用户籍法加以控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农处田野，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邑、卒、乡、县分别由 “司”、“卒帅”、“乡帅”、“县帅”、“大夫” 统帅与管理。

（4）“设轻重鱼盐之利，以澹贫穷。”笼以守民，调通民利。

“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同时，利用齐地近渤海的有利条件，制定捕鱼法和煮盐法，便鱼盐之利，发展渔业盐业生产。

（5）加强军事组织。把国中之士分为十五乡。十五乡的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实行军事编制。按军事编制起来的士，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这就是强兵。

（6）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其具体措施：一是尽量减少关税；二是为来齐国经商的人 “立客舍”，提供住宿方便；三是发展海外贸易，把辽阔的渤海变成齐国对外的海上贸易区。

（7）“禄贤能”。这是管仲在进行改革中所推行的用人政策。用人不当，改革就难以进行，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因此，管仲特别规定任用人才不应以出身、门第、职位为标准，而必须以是否有真正才能为标准，实行 “禄贤能” 的政策。

军事

春秋时期齐国和吴国在今青岛市东南部海域爆发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战，不过当时两国都是千余人的小股部队，规模并不大。吴国当时比较注重水师的发展，约有8000多海军，齐国也有4、5千海军，东北的燕国在战国后期乐毅组织下有一支2万余人的水师，五国伐齐时在今山东滨州一带登陆。

外交

春秋时期

春秋初期

春秋初期，周室衰微、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之下，诸侯渐次崛起，国际格局总体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齐国审时度势，采取了一套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秉持 “尊王攘夷、遵循周礼” 的原则，借维护周王室权威、抵御戎狄的旗帜，提升自身在诸侯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睦邻亲善，以友好的对外姿态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保障国内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稳步发展。伴随国力的增强，齐国也愈发重视军事征伐在外事实践中的作用，其外交主要通过朝聘、会盟、联姻、军事行动等多种方式展开。

随着春秋形势的发展，诸侯势力此消彼长，诸侯之间的实力格局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因此，齐国的外交政策也要随之做出调整。齐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谋划将弱小的纪国纳入其版图之中；先前鲁国、郑国与齐国关系交好，后鲁因文姜之乱与齐国交恶，齐国又因郑国与鲁国的关系愈加紧密而征伐郑国。齐国在外交上对三国用兵，吞灭纪国，征伐郑、鲁。

霸业时期

齐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远比初期时的复杂多变。一方面，齐国统治者继承和延续了春秋初期的外交政策，对周礼依旧遵循，对周王室依旧尊崇，对邻国依旧和睦友好，对危害齐国利益的国家依旧武力相向。而另一方面，齐国国君则是根据春秋形势以及齐国霸权的需要，发展形成了切合齐国霸业实际的外交政策，在遵循周礼的基础上主动维护周礼，内尊周王以图霸业；在睦邻亲邻的基础上主动安定邻国，积极外攘戎狄以安中原；并将武力征伐的对象扩大到对齐国乃至对周王室不敬不盟的诸侯；而此阶段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是推行霸权外交，奉天子以令诸侯，形成以齐为首的诸侯联盟，重塑春秋新秩序。以此外交政策为指导，通过朝聘、联姻、会盟、军事等多种方式，齐国开展了春秋以来深入而全面的外交实践。

春秋中后期

齐国审时度势，根据本国的实际并依据春秋社会的发展态势，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斡旋于晋楚之间的平衡外交政策，根据晋、楚之间形势的动态发展而采取不同外交策略，斡旋于两大国之间，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在晋楚争霸中占据先机；另一方面，外归其义的外交政策，既要和睦于诸侯，在乱世之中为齐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又要树立齐国的大国威严，在诸侯列强中掌握主动话语权。外交政策的推行与内政改革的双行并轨，使齐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保有大国的地位。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齐国外交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为核心目标，奉行国家利益第一、崇尚智谋的基本原则，深度参与合纵连横的诸侯博弈，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齐国国力鼎盛，为争夺中原霸权，采取灵活务实的联盟策略。面对强大的魏国，齐国联合赵、秦等国形成制衡，通过桂陵、马陵之战重创魏国，取代其成为东方霸主。外交上，齐国常以合纵盟主自居，或联合三晋抗秦，或拉拢楚国制衡韩魏，借他国力量削弱对手，坐收渔利；同时利用外交智慧化解危机，如齐威王时通过孙膑、田忌的 “围魏救赵”，既维护本国利益，又帮助韩魏摆脱困境，彰显战略影响力。齐宣王时期，其 “莅中国而抚四夷” 的政治诉求，通过参与联盟战争、吞并周边小国逐步推进，甚至一度与秦并称 “东西二帝”，试图以连横手段拉拢诸侯，实现平分天下的构想。

齐湣王时期，齐国外交开始短视化：趁燕国内乱伐燕，又吞并宋国，严重破坏地区力量平衡，引发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几近灭亡，外交威望一落千丈。此后虽经田单复国，但国力大损，外交转向消极自保，长期奉行 “不助五国攻秦” 的孤立主义政策。齐王建时期，齐国对秦国的扩张视而不见，主动与秦修好，放弃合纵抗秦的最后机会，最终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孤立无援，不战而降。

经济

商业

《六韬·六守》：“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此之以农、工、商为国之三宝。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就开始大力发展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的贸易，“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丰富的丝绸类资源，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中提到，齐国与朝鲜做生意，进口朝鲜的“文皮（有花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毤服（即皮衣）”。齐国还开辟了从山东半岛沿海起航，东通朝鲜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政府倡导和组织海外贸易的先河。考古资料证实，来自齐国的物品主要发现于日本列岛南部的九州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见到的则主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物品，这说明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与朝鲜半岛交往所走路线是不同的。燕国和赵国多走陆路，从北部进入朝鲜半岛；而齐国走的是海路，多经庙岛群岛，循海岸线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进入现日本境内，这是一条相对安全又便捷的航路。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曾提到：“齐东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99页）。这也说明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海上贸易往来就已经非常便利了。

至秦代，徐福之行拓展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史记》记载，徐福两次率大规模船队东渡，不仅带了许多童男童女，还有大量的水手和勤杂人员及管理看护人员，包括懂各种技艺的工匠和五谷种子等等。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对徐福船队的去向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其从山东半岛启航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的东渡路线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现日本南部一带和九州岛有许多关于徐福寻仙求药的传说，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徐福的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及唐代的许多史料也都提到徐福到了日本。徐福的船队沿着春秋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传播当时的先进生产技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传播，也为此后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航路。

工业

纺织业

齐地的纺织业自远古时代就异常发达。《尚书·高贡》载青州的贡赋里有“絺”，即夏布；还提到莱夷“厥篚檿丝”，植桑养柞蚕。西周时期姜太公“劝以女工，极技巧”，把发展纺织业作为基本国策；春秋时期纺织业已成为齐国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更是“冠带衣履天下”，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据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缯绸、絺、阿锡、绨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精良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缯；西周时期即为名贵产品，不仅贡与宫廷，还成为赠赐、贸易的重要商品。汉朝，临淄是全国纺织中心之一。中央政府在临淄设三服官，专做天子之服；齐三服官每年进衣物十笥，但“作工各数千人”，齐国纺织业达到鼎盛。汉代开通的“丝稠之路”外运之丝绸，据推测三分之二产于齐地；故而齐都临淄成为汉代“丝稠之路”最东端的重要源头之一。

制陶业

齐地是中国古代陶器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北辛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分段手制、夹砂褐陶为主的陶器；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使用先进的轮制法，以褐陶为主；龙山文化时期，以黑陶为主，其代表作品是黑色蛋壳陶。薄如蛋壳，漆黑发亮的蛋壳陶对工艺技术要求极高，皆为快轮制作，说明当时制陶技术相当娴熟而高超；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制陶技术方面，是当时各国技艺最高的国家之一，陶器产量高，制作精美，陶窑规模大，陶器使用广泛。临淄郎家庄1号墓中出土的陶俑，齐国故城内出土的大量的钱范、瓮棺、瓦当、陶管，充分证明齐国陶器向娱乐品、规范物、葬器、建筑构件、农田水利设施等发展，这在诸侯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

冶铁业

据文献记载，齐国很早就有了冶铁的记录。《管子》曰：“商山铁褐，下有铁，取而鼓之，国之基。”“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籍盐铁之利以至富强”，等等。这些内容是中国关于冶铁的最早文献记载，也足以证明齐桓公时期就已由冶铜转向冶铁。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也指出：“铁字古文作銕，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国语·齐语》载管子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铸农具，足见春秋初期，冶炼技术已经能产生铁。”

齐国的冶铁是在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在商代、西周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很快形成了块炼铁技术与液态生铁技术并存发展的独特传统。淄博铁山的冶铁及综合研究表明，春秋时期，齐国是中国古代冶铁的重要发源地，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铜铁并用时期”。《管子·地数》云：“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山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广雅·释山》也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足见那时管仲对铁已有了很全面的了解，铁和铜都成为齐国的重要物资。

农业

齐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成熟的农业体系与重农思想。管仲推行均田分力、相地衰征，将土地按肥瘠、种类公平折算分给百姓，依土地等级差额征税，荒年减免，土地国有、农户使用，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建立粮食储备制度，丰年平价收粮、灾年平价售粮，稳定粮价、保障粮食安全临淄区人民政府；后期转向以农为主，设农官、保障农时、推广施肥与水利技术、提高谷价，稳固农业基础。齐国还诞生《野老》及《管子》中《度地》《地员》等农学文献，《度地》论水利灌溉，《地员》讲土壤与植物生长关系，是先秦重要农学文献。

货币

关于齐国货币的研究最早可追述到先秦，《管子》一书涉及齐国货币经济、货币理论等内容，唐、宋两代古籍中有隘化圜钱与齐刀的记载，但并未详论。自清代以来，齐币研究渐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齐刀与圜钱上，从出土货币、传世货币、货币文字，到研究货币背后所涉及的经济、文化制度、政治等，学界对齐国货币的研究逐渐深入和完善，总括起来有铸行年代、型式划分、币文释读、齐明刀研究、齐币流通等五个方面。

文化

音乐

齐地是韶乐的诞生地，齐国音乐历史悠久。太公封齐前齐地为东夷人居住，东夷人喜爱音乐，擅长歌舞。《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东夷人始为歌舞。太公封齐后，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为其乐舞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齐地出现许多音乐活动中心，如《孟子》中记载的齐右高唐是齐国群众歌咏活动中心，当时有很多歌唱家，绵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孟子·告子下》）另外雍门是齐都群众进行音乐活动的活跃场所，雍门周是居住在雍门的著名琴师，《文选》还记载孟尝君听他弹琴的故事：“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窃为足下有所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游童牧竖，踯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於是孟尝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挥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文选·卷四十六序下》）齐都百姓也都喜爱音乐，《史记》记载苏秦对齐国的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苏秦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齐国音乐普及水平较高。受此影响，齐国历代君王大都喜好乐舞，如齐桓公、齐景公都好俗乐。

兵学

齐国兵学的突出成就，是以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的 , 主要表现在兵家传统与学术特色两个方面。太公望吕尚 , 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 以其长期的军事实践为理论基础，成为齐国兵学的奠基人。

现存的齐国兵书，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吴孙子》与《齐孙子》为代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列为“兵权谋”类，此以谈兵略为主；一派以《司马法》为代表，《汉志》列入“六艺略”之“礼”类，此以记录古代军法为特点。齐国兵书中的两个流派的确代表了先秦兵学的最高成就，不仅对汉代的兵学发展有主导性的影响，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兵学传统与流传至今的兵书之中，齐国的兵书始终是独树一帜，长盛不衰的。

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稷下学宫的创建，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稷下学宫具有多种功能。首先，它具有教育功能，它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办大学；其次，它具有政治咨询功能，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并具有后世“政协”的雏形；第三，它具有学术研究功能，是战国时期的学术研究中心。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举凡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他们围绕着王霸、义利、天人、人性善恶、世界本原、名实等时代论题开展学术辩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

服饰

齐国之所以“冠带衣履天下”，不仅是齐国开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更是齐国科学、合理的服饰生产管理下先进生产技术的结晶。齐国丝绸服饰生产管理制度具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奖惩有度的管理模式，严格的产品生产标准，是现代服饰生产管理模式的雏形。“衣”在齐国不仅是日用消费品，更是“昭名分、辨等威、表德劝善”体现着装者身份的符号，《管子•立政》曰：“衣服有制”、“度爵而制服……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因此，备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青睐。齐国在服饰生产与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模式，设定了有关服饰内容的各种管理职位，派专人管辖，分工精细，工序衔接严密，各有专责，体现了官营手工业的特点。

饮食

殷周之后，农业与畜牧业渐兴，烹调趋于讲究，齐国临山濒海，饮食文化发达，为后世鲁菜渊源之一。齐地主食以五谷为重，粟为最核心主食，菽次之，亦常食黍、麦，加工成粥、饼、糗等，管仲、晏子均以粟为治国与俭朴之典范。肉食方面，齐人善猎喜肉，以六畜为常，兼食鱼鳖与野味，制为醢、脯等，宴饮有先羹后肉、摆放方正之礼。蔬菜种植普及，涵盖姜、葱、蒜、韭等荤菜及瓜、瓠、葵菜、苔菜，亦采食香椿、赖蒿等野菜。齐人好酒之风盛行，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皆嗜酒，稷下学宫与民间宴饮皆重酒礼，场面酣畅热闹。

婚嫁礼俗

原始社会时，齐地婚恋自由，男女相悦、互赠礼物即可定情同居，《诗经・齐风》多首诗作描绘了男女幽会的场景，体现彼时淳朴自由的婚恋古俗。私有制发展后，婚嫁渐重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无媒而嫁被视为非礼，如齐襄王与太史敫之女私通成婚，太史敫因其女无媒而嫁，终身不见。周代以后，齐国婚嫁基本遵循六礼：纳采，男方遣媒致意，以雁、鹅为礼；问名，询女子姓氏生辰，恪守同姓不婚；纳吉，男方祖庙占卜吉凶，告吉于女家；纳征，男方送束帛俪皮定婚；请期，卜定吉日商于女方；亲迎，新郎亲至女家迎娶，行合卺等礼，贵族多有陪嫁。齐国婚嫁最显著特点是不亲迎，《诗经・齐风・著》与朱熹《诗集传》均印证齐俗不行亲迎之礼，女子至夫家门前方见新郎，《左传》相关记载也表明齐人迎娶、嫁女多不亲迎，视此为常，不拘泥于周制亲迎礼法。

丧葬礼仪

春秋战时期的齐国，其丧礼承周礼之脉，又融合当地东夷葬俗，丧葬仪礼日臻完善。《管子侈靡》篇中说：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其身财……巨塞*，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塞藏。可见，当时齐国人已追求丧期的长久，丧礼的隆重，墓冢的豪华，随葬的丰厚。齐国的丧葬礼仪内容繁杂，其主要仪式与周朝丧礼大致相同，有招魂、哭踊、入敛、出殡、守葬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