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释义

连坐（株连九族）是指因一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友、同族、邻里、上下级等）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

关于“九族”的具体范围，历史上存在不同说法。一种是以父系宗亲为核心的定义，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包括：父族四（己身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子）；妻族二（岳父一家、岳母的娘家）。另一种说法则完全基于父系直系血亲，《三字经》解释为：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己身、儿子、孙子、曾孙、玄孙。

连带受刑的刑罚种类多样，包括族诛（即死刑）、肉刑、徒刑、流放、笞杖、赎刑、资罚、没入为奴等。

株连九族（连坐）需与以下概念辨析：族诛（如夷三族、诛九族）是连坐制度中针对血缘亲属的极端死刑执行方式；连坐本身范围更广，除血亲外，还可牵连非血缘关系者（如邻里、同僚、上下级）；诛十族是历史上的特例，在九族之外加上了门生、故旧等社会关系；满门抄斩通常指杀尽罪犯本家（核心家庭成员），一般不广泛牵连外亲。

该制度历代主要适用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被列为“十恶”的重罪。

历史沿革

其实，“株连九族”并非像小说、电视剧中那样“常见”。事实上，在隋唐以后，这种事件非常罕见。

隋唐以后，历朝律法规定的株连范围通常限于罪犯的核心家庭及父族，但明清时期处罚范围有所扩大，母族、妻族也可能被牵连。然而，正式的“株连九族”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多属皇帝特令或针对谋反等重罪。

所谓“九族”，泛指亲属。具体来说，上自高王母、下至玄孙，即玄孙、曾孙、孙、子、身、母、王母、曾王母、高王母；

一说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与其子（姑表姊妹/姑表兄弟）、姊妹与其子（甥女/甥男）、女儿与其子（孙女/孙男）、己之同族（母父、兄弟、男儿）；母族三是指母之父族（姥爷一家）、母之母族（姥姥的娘家、姥姥家）、从母与其子（从母姊妹/从母兄弟）；妻族二是指姥之父族（岳父一家）、姥之母族（岳母的娘家、姥姥家）。

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尚书·泰誓》：“罪人以族”。关于商殷的族刑，作《尚书》传的汉孔安国谓“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妻子”。《尚书·汤誓》中的“孥戮”就是族诛，《盘庚》篇中的“劓殄灭之无遗育”，也是族诛。周武王伐商纣时，宣布纣王的罪行之一就是“罪人以族”。足见商殷的族诛是确实存在的。

明清时期，处罚范围扩大。明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者株连至祖、孙、兄弟、伯叔、兄弟之子等；清律沿袭并扩大连坐范围至奸党、邪教等罪。出现朱元璋时期的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连坐数万）。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孺。明惠帝时，方孝孺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孺一派忠义，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秦汉时期，“夷三族”成为常规刑罚，如秦末李斯被夷三族。汉初刘邦曾短暂废除，但不久恢复。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有所调整，曹魏规定已婚妇女可免于父母族连坐，西晋规定连坐妇女免死改为奴婢，北魏有“夷五族”案例如崔浩国史之狱。隋唐时期，隋《开皇律》规定谋反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隋炀帝诛杨玄感九族；《唐律》规定谋反者父子（16岁以上）处死，15岁以下男性及女性亲属免死流放或没官。宋元时期基本沿袭唐制，没有根本性变化。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廷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坐。

典型案例

•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丞相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遭“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隋炀帝时期，杨玄感谋反，隋炀帝下令“诛之罪及九族”，是史籍明确记载的“诛九族”案例之一。
• 建文四年（1402年），方孝孺因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诛“十族”，共死难873人。
•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广泛株连，诛杀功臣及其家族。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贪污案因连坐被杀者达七万多人。
• 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案件中，存在广泛株连作者亲属、师友的情况。

历史背景与原因

连坐这种刑罚制度，所以能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并非偶然。中国古代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保守、闭塞，发展缓慢，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在宗法社会结构中，一些人以血缘的亲疏远近享有种种特权，形成许多以家族、派系为基础的团伙。当权的统治者为了“斩草除根”，防止复仇或势力复燃，便倾向于实行广泛的株连。

君主“口含天宪”，令出法随，可以生杀予夺，连坐在司法上为他们提供了镇压人民的条件。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夏商时期，《尚书》中已有“罪人以族”、“孥戮”的记载。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罚，据《史记》记载“商君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使连坐制度系统化为国家法律。该制度旨在通过制造恐怖强化威慑，尤其针对谋反、大逆等直接威胁皇权的罪行。

古代社会重视忠义和孝道思想，认为子女犯罪与家族教育失败有关，因此家族需承担连带责任。统治者亦利用这种家族责任观念，将惩罚延伸至犯罪者家族，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历史影响与废除

株连九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与法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亲属连带受罚来强化威慑，维护统治。按照现代法律精神，株连根本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而担责。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法学界开始着手修订传统法律，以期与现代法制接轨。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1905年修订的《大清新刑律》正式宣布废除连坐制度，这条几乎灭门的条例直到清末修律才被正式废除。

今天，族诛与连坐这种株连制度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现代刑法理念倡导罪责己身，反对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