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作（旧时官府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历史沿革
溯源
仵作伴随勘验制度的完备而产生，是司法重视现场勘验，提取实证的产物。我国古代有关司法勘验的记载，最早可推及《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勘验为本书中心内容，尸检为勘验内容之一。其中已出现了负责活体检验、尸体检验、现场勘验和拘捕人犯的“令史”，以及在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工作的“隶臣” （男奴隶） 和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的“隶妾”（女奴隶）。“隶臣妾”的存在至少延续到西汉，但西汉后至隋传世文献中再难觅其身影。
产生
“仵作”一名称始见于唐代，唐代首次出现“仵作行人”临时召唤协助办案，后因其职业具有常与尸体接触的特性，逐渐频繁地被政府召唤参与尸检，取代了先前隶臣妾的工作。但此时仵作的主要职责仍是负责丧葬，只是在官府需要时协助验尸、伤。
专职化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 人口激增， 带来了社会繁荣的同时，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利益纷争引发的刑事案件也逐渐增多，客观上为仵作提供了更多参与勘验的机会。宋代是仵作一行快速发展的时期，尸检中仵作已是必到之人，负责验尸、骨，喝报所验情况。但此时仵作还不是“公人”， 仍属临时召用的“义工”，是一种职役。
元代，仵作的工作性质未变，不同之处在于宋代强调主检官员亲自检验，仵作协助；元代则规定检验官员躬亲监视仵作验尸，仵作要出具保证书，有向专职化转变的趋势。
清代雍正年间，仵作始正式成为一种政府设置的专门负责验尸的“衙役”，定义为：“验尸之男役也”。
职责作用
仵作需要对案件的亡者进行详细的勘察，并推测出死因，死亡时间以及致命的部位，这些对府衙判断和分析案情有着重大的关系，往往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结果，所以仵作的作用也就举足轻重。
仵作会留下验尸结果和验尸单，并附录在案情的卷宗内，以便查看。案件卷宗的记载也很详细的记录当时仵作的验尸结果，这不仅可以找出同一个人的作案手法，也可以为以后翻案或者重新调查案件等提供帮助。
待遇地位
仵作只有在成为衙门正式吏役后才有工作待遇。清代仵作专职化后，官府会拨放一定的工食，同时制定了赏罚机制，仵作的地位较前代有所提高。但是仵作的工食是按衙门里最低级别的皂隶标准发放的，待遇较低。虽有奖励措施，但真正能拿到赏银的仍是少数。
由于仵作的工作主要是验尸，在古人认知中是一种损阴德的行为，因而收到社会歧视。清宣统朝以前，从事仵作一职其子孙三代都不得参加科举，所以仵作多为世承，倍受歧视，社会地位很低。
代表人物
宋慈
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南宋福建建阳人，法医学家。少受业于同邑“考亭高第”吴稚门下，受朱熹的考亭学派（又称闽学）影响很深。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嘉熙六年（1239年），升提点广东刑狱，后又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佑年间，除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湖南安抚大使陈处理大使行府一切军政要务。宋慈居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不畏权豪，决事果断。20余年官宦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与刑狱方面有关，深知“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检验乃是整个案件“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因而对于狱案总是慎之又慎，“不敢生一毫慢易心”。发现吏仵奸巧欺侮，则亟予驳正；若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决不率然而行。认真审慎的实践，得出一条重要经验，“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如《内恕录》、《折狱龟鉴》等数家，荟萃厘正，参以自己的实际经验，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以指导狱事的检验，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宋慈死后，理宗为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其挚友刘克庄（后村）在墓志铭中赞他“奉使四路，皆司臬事，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他于1247年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清同治六年，这本书传入西方，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对推动世界法医学的发展起到极为深远的影响，宋慈因此被西方人称作“法医学之父”。中国大陆CCTV电视台2005年播放了描写宋慈断案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