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事件经过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事件结果

• 《剑桥中国明代史》：“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 《明史·郑士利传》：“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 方孝孺《叶郑传》：“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
• 吴晗《朱元璋传》：“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 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 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说及杀数万之说，是当前最通行的说法，大多数与朱元璋有关的论著都采取此说。

事件影响

空印案发后，朱元璋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来将强对户部的掌控。

一是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将地方财政置于中央的有力监控之下。空印案发生的第二年，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六月，太祖下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专掌地方民政财政（《明太祖文集》卷一）。使地方财政管理逐

渐纳入皇帝股掌之中，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的财政监控力度。二是频繁更换户部官吏及限制户部官员籍贯。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著。平均每位户部尚书任期不超过8个月，希图通过对任职期限的控制来防止腐败的滋生。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太祖又颁布一道诏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官户部”。此制终明之世未曾改变，对户部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设户科给事中以完善对户部的专门监察，《明史·职官志》中将户科的监察权力概括为：户科，监光禄寺岁人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可知户科对户部所掌税赋、田土均享有监察权。另据《续文献通考·职官考》载：明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网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职。各科都设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

事件争议

空印案的案发时间，以及涉案被杀人数，还存在争议。在案发时间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说，洪武九年（1376年）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

涉案人数

在涉案被杀人数上，有杀数万之说，有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之说。

涉案时间

洪武八年（1375年）说，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曾经有《明初空印案发生年代考》一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洪武九年（1376年）说，则是根据明人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与《明史・郑士利传》对比而得出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因为《明史・刑法志》持此说，所以为大多数明史论著所公认。但陈梧桐教授在文中以《明史》卷一三九《郑士利传附方微传》中方徵因此案诉冤被贬沁阳驿丞,在洪武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这一例证，认为洪武十五年说法存疑。

历史评价

• 《剑桥中国明代史》：“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 学者刘孔伏：像空印案这 种公然违反规章制度， 滥用空印， 倘若不予以严惩， 势必使一切规章制度成纸上空文， 官吏作奸舞弊更无所顾忌这不但不能严肃吏治， 反而使官场风气越来越坏， 统洽根基也随之动摇正是由于朱元璋坚 持“ 重绳贪吏，置之严典”的方针， 无情地打击官吏的违法乱纪活动，才使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日益巩固。
• 学者柏桦：朱元璋对空印案涉案人员的惩处，虽然也有些人被冤枉，但对当时社会的贪污腐败行为还是有震慑作用，贪墨者已经为之黄脸乍舌，提心吊胆地等待朱元璋再出整顿吏治的高招。
• 学者王琛琛：空印案背后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