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是不缺改革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这些变法，无论其最终是否有所成就，以及这些成就是否得到了保留，推动它们的主要人物都是后世评说的常见对象。但有这么一位改革之才，明明推动国家实现了多项改革，却没被人记住。反倒是他的同僚张居正，即便改革并未成功也名动古今。这位有些倒霉的改革家，便是在明隆庆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高拱。
大明中央的一对冤家
张居正之名，你大抵是不陌生的。作为明代中期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无论是政绩还是私生活都吸引了很多关注。但高拱于你而言或许是十分陌生的。在张居正被传播甚广的诸多大事中，高拱之名好似都并未与“主角”对应。可事实上，这两人不但早就认识，后来还有许多接触，堪称一对“冤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高拱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也成为进士而进入翰林院。且指导张居正的老师还是重臣徐阶。后来高拱进入时为裕王的朱载垕府中教书，张居正则如其师徐阶一样在翰林院继续蛰伏(中途休假三年游山玩水)。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也成为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如此，年龄相差十二岁的高拱和张居正在朱载垕的眼皮底下结识，并因志趣相投而成为朋友。
而总的来说，在明世宗去世，朱载垕继位前，高拱在朱载垕心中的分量要比张居正重得多。可在拟写朱载垕的继位诏书时，时为首辅的徐阶叫了自己的门生张居正，而未告知朱载垕的心腹高拱。再加上高拱在新帝继位后即被提拔为内阁首辅，高拱便与徐阶彻底撕破了脸皮。
高拱与徐阶关系的破裂，使得高拱在成为首辅后很快就遭到了胡应嘉、欧阳一敬等朝臣的攻击。随后，“夹”在徐阶和高拱之间的张居正便作为“代理”首辅上位。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退休，次年张居正又联手太监李芳，将暂退朝堂的高拱召回。可以说此时，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还不错。但也正是在高拱复出之后，两人因政见不和而越走越远，包括都推动了改革但结局全然不同。
张居正的失败改革与对后世影响
隆庆六年(1572年)，因为与得势太监冯保针锋相对，高拱又被逼出朝堂。同年六月，张居正却晋升为内阁首辅，坐上了老友失去的位子。在这个位置上，张居正在财政、官员考核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万历新政的辉煌。
当然，我们都知道，张居正那个以“一条鞭法”为典型的一系列改革最终并未收获显著的积极成效。尽管我们还会说张居正的改革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基础，没有治本，也说张居正本人奢靡至极，还有用人失误，但我们也应该肯定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彼时的社会矛盾，还给后世提供了许多经验和参考。所以对于张居正和他的改革，我们许多人的总体评价还是较为正向明了的。
高拱的成功改革与社会评价
回顾高拱的后世声名，我们或许不得不感慨一句——“世事弄人”。在受张居正的帮助而回到中央后，高拱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推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建树颇多。但相比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高拱的北疆整顿显然没什么名气。
明代中后期，大明王朝一直受到北方蒙古族的侵扰。隆庆四年(1570年)秋，鞑靼内部爆发矛盾，前线反馈应及时出兵以分化鞑靼势力。最终回复前线这一请求的人正是高拱。头脑清晰的他不仅同意了出兵，还强调要吸取以往教训。事后，为避免鞑靼以进贡为借口再侵扰边境，高拱又提出建设“贡市”，从源头上阻断了一定的侵扰。
同时，高拱还推动了边防前线的发展。他曾先后呈上六道关于军事制度改革的文疏，涉及“一尚四侍”领导体制、军事人才储备制度、边官特迁、休假与内迁制度、惩戒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皆得到了明穆宗的首肯，最终在边疆落地。
隆庆五年(1571年)夏，高拱还主导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久的赵全，进一步稳固了大明的边防，为张居正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隆万改革”打下了基础。
只是可惜，在改革后，高拱因为党争而以谋逆之名再度被逼出朝堂。之后张居正又带着一系列改革措施“夺走”人们的视线，高拱及其改革成就便逐渐蒙尘。
不过有趣的是，在张居正也退休后，二人偶然相见而冰释前嫌，重归于好。结果高拱又写了一本《病榻遗言》，揭露张居正在位时的种种擅权之举。在高拱去世后，这本遗言被出版，使得万历皇帝提前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互相帮扶又互相针对，这或许就是天生的冤家吧。
